童年周恩来家庭家教家风的启示

作者简介

过向宏，江苏盱眙人，淮安市纪委监委第十七纪检监察组原组长，淮安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学术顾问。近年来他策划创作了《童年周恩来》《黄花塘往事》《红色医生》等6部电影（电视剧），其中《童年周恩来》被作为建党100周年重点推荐影片；《黄花塘往事》参加国际电影节展；《红色医生》在央视播出，并被全省卫健系统组织观看。

在江苏淮安这片热土上，曾诞生过一位世纪伟人。他在这里度过了12年的童年时光，13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壮誓言，18岁就立下“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19岁就庄重许下“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惊世承诺。

长大后，他终不负少年许下的壮志豪言，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卓著功勋、展现崇高风范。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周恩来的精神为全球景仰，周恩来的形象与日月同辉。

一代代中国人或许已经熟知了周恩来的丰功伟绩，然而他的童年成长故事却鲜为人知。周恩来曾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的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谆谆告诫大家：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要把美好的家庭理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探求周恩来童年与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正是更好地为千万中国家庭和家长帮助孩子们扣好扣子、迈好台阶。

中国民间有一俗语：“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个体的人格在学龄前期已基本定型，这一时期对人格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之后的其他时期。幸福的童年有利于儿童人格健康发展，不幸的童年可能会引发不良人格的形成，甚或影响到个体一生的幸福。追根溯源，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及共产党人为之景仰和自豪的典范，除了他后来投身革命奋发努力，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就外，还有就是与他在早期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家庭和睦、家教得法、家风优良对周恩来的成长发展非常关键，影响深远。

和睦的家庭培养了周恩来的人格品德与担当精神

周恩来祖父周起魁50岁左右就去世了，尽管中落的家道让家族的日子愈发困窘，但当时周家大院里热热闹闹地住着从曾祖父起就没有分过家的周家长辈和晚辈，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兄弟、堂姐妹都按照“大排行”排齿序，同一辈人可以排到十几个兄弟姐妹，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叔伯祖父及其各房头的诸位父辈们都不分彼此，尤其是同房伯叔婶母，互相亲爱照应，对上恭敬，对下关怀，每个房头的小孩子们也都一起玩耍，无忧无虑，贫穷和疾病并没有影响家人相互间的和睦相处。周恩来回忆童年时代家庭生活的情况，总是那么充满无限的柔情：“想起十几年前的事情，一家子好好的全住在淮城，众位伯伯跟前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全都在一个门里头，每天在一起玩，有时候恼了，有时候好了，说不尽的好处。”充满正能量的家庭氛围，为童年周恩来的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形成周恩来超乎常人的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

对于自己的身世，周恩来曾说：“我的祖父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到了祖代，搬到江苏淮安当县官。我便生在淮安，那是1898年。”母亲生下周恩来不久便将他过继给小叔父和小婶母。另外，周恩来还有一位乳母。这样，幼年的周恩来就有三位女性在陪伴，她们用纯厚的母爱对周恩来倾注了全部心血，对周恩来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万氏从小为官宦闺秀，生性豁达开朗，办事精明干练，善于调解矛盾纠纷，在周府中充当着“大管家”。嗣母陈氏性情温和，待人诚挚，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造诣。乳母蒋圧家境贫寒，勤劳俭朴，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她们都认识到自已肩上的重任，从不同方面对周恩来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如生母万氏从小跟着父亲万青选出入官宦门第，经历过比较大的场面，见多识广，也有能力充当这个败落中周府的“管家”。处理这些家务，万氏常常带着周恩来，使其经常置身其中，耳濡目染，看到并学到了许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周恩来后来那超人的谈判、应变能力和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及繁重的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等本领，就有母亲给他的最早影响。嗣母陈氏在周恩来三四岁时便教他读书写字学儿歌，教育周恩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陈氏经常给周恩来讲《窦娥冤》《西游记》《岳飞传》和关天培、梁红玉的故事。这些故事里的英雄人物感人情节深深影响着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9岁时，周恩来的生母、嗣母相继去世，家境更加困难。周恩来回忆自己经历的变化时说“我的两个母亲死后，我带着弟弟们从淮阴（周恩来外公家）搬回淮安，一屁股债，常有人到家里要账，要利息。我就到处典当、借钱，典当时还常被人嘲弄，所以我是从小就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从10岁到12岁，我当了两年家，在墙上有张纸，要把亲戚的生日、忌日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去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到外婆家要走30里地，还要坐船过河，连吃饭都困难，这家真难当。”周恩来在一般孩子还懵懂不晓事的年龄，便用稚嫩的双肩扛起家庭变故带来的沉重负担。当债主登门要债问谁是周家管事时，周恩来坚毅地告诉他们，他是当家的，他想方设法地还清了债务，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同情。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学做师爷没学成，颠沛流离，走南闯北，四处谋生，穷困潦倒；但是，他一辈子出淤泥而不染，不与邪恶腐朽同流合污。大革命末期，他对儿子周恩来为了国家和人民，拋弃荣华富贵与蒋介石决裂，不但没有阻拦，而且内心很支持。1931年，周贻能来到上海，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周恩来做我党的地下通信联络工作。这些都影响着周恩来。13岁的周恩来在沈阳读书时，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谛，周恩来东渡扶桑，西赴欧洲，苦心孤诣，夙兴夜寐。“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正是周恩来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发拼搏责任担当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投身革命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民族兴旺，为了国家富强，他重任在肩，初心不改，一生始终坚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我党历史上，内部曾经发生过许多次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但是我们党始终没有削弱，最终都是在内部纠正并解决，这对我党的发展壮大乃至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伟大意义，周恩来为此做出了别人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爱国将领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周恩来亲赴西安，提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的明确意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成为中国历史转折中的重要关键。周恩来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中临危不惧，力挽狂澜，表现出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新中国最苦难的岁月里，身患绝症的他仍在倾心竭力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单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这就是历史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作出的公正结论。

得法的家教奠定了周恩来渊博知识和远大志向的基础

周家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1903年，才5岁的周恩来就遵祖训入家塾馆读书，老师是晚清的一名秀才，他给周恩来起了“翔宇”二字。他勉励周恩来：大鸾（周恩来的乳名）是吉祥之鸟，与凤凰齐名，同大鹏为伴，翱翔天宇，前程无量。

周恩来6岁那年，随着万氏、陈氏两位母亲住进清河县（今淮安市清江浦区）的外公家，7岁又迁入“世德堂”即“陈家花园”。万青选曾任清河县知县等职，又是个读书人，家里藏书丰富。随着周恩来学习和阅读能力的不断提高，在嗣母的引导下，开始阅读外祖父家的小说，几年中周恩来先后阅读的藏书有《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说岳全传》《镜花缘》等很多书籍。周恩来读过的这些书籍，皆是中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经典或文学名著，而这些经典和名著的艺术性、思想性等都很强，充盈着满满的正能量，不但使周恩来学业上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他从这些经典名著中受到爱国亲民、品德节操等方面的熏陶和教育。1907年夏，周恩来陪伴嗣母到娘家宝应县治病。在宝应期间，周恩来遇到了比他大16岁的表哥陈式周，陈式周自幼好学，是一名清末秀才，国文功底厚实，平时关心时政，思想较为进步，曾出版过一本充满爱国情愫的散文集《此登临楼笔记》，后到上海担任《申报》编辑。经过几回交流，周恩来十分钦佩表哥的学问和志向，陈式周则非常喜欢小表弟的聪慧机敏和谈吐不凡，两人很快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兄弟。在他们相处的2个多月时间里，两人经常在一起读书学习和谈心交流。在陈式周书房，周恩来读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以及大量的进步刊物和历史书籍。陈式周还经常给周恩来讲诸子百家的学问、仁人志士的壮举，还向表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讲述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这段经历使周恩来初次阅读并接触到具有维新及进步思想的很多书刊，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及含义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拓宽了观察社会的眼界，萌生了要改变现实社会的思考，也提升了读书学习的层次和境界。周恩来不到10岁时，生母和嗣母先后辞世，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迁回淮安驸马巷老家居住，此时周家已经入不敷出，但好学上进的周恩来坚持到表舅龚荫荪家寄读，龚表舅是位追随孙中山的革新派人物，在龚表舅家他读到了严复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还有当时的《中华时报》等进步报刊，使周恩来大开眼界。塾师邹先生经常给他开小灶，勉励周恩来要发愤苦读，立壮志，将来致力强我中华。周恩来后来回忆说自己：“少游江淮，纵览名胜。”地方历代英雄豪杰以及仁人志士的动人事迹和英勇壮举影响着童年周恩来。嗣母除教周恩来学习之外，曾带着他瞻仰关天培和梁红玉祠堂以及参观《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书房“射阳簃”、韩信受胯下之辱之处“胯下桥”等地方人文名胜和古迹。面对周恩来问这问那，嗣母尽其所知，给他讲解“抗英”和“抗金”等故事。他最喜欢《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孙猴子的造反精神，爱憎分明和机智灵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兴汉三杰”之一的大军事家韩信的甘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对周恩来那超凡的相忍为党、忍辱负重高尚品德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58年，周恩来在接见淮安县一位负责同志时，还问及梁红玉祠有没有失修？可见家乡的历史文化及地城人文对他有着难忘的童年乐趣和思想触动。英籍华人作家韩索音这样写道；“当年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也许他还记得韩信的故事。因为他就像韩信，他拯救了国家，使之安定。”在清江浦，嗣母曾带着已8岁的周恩来以及万叙生、万怀芝等几位晚辈一起到岳王庙拜谒，陈氏教他们向岳飞塑像行跪拜礼。在参观过程中，细心的周恩来发现墙上砌着一块石刻，上面刻着一首诗，这首诗诉说了民族英雄岳飞蒙受奇冤被害死于风波亭的故事，此诗深深打动了周恩来稚嫩的心弦，读了一通又一遍，将全诗默默地铭记在心里。1916年4月，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曾在《敬业》杂志上发表《飞飞漫笔》一文，他竟然完整地回忆并记录了当年在岳王庙内看到的这首题咏、缅怀岳飞的诗，显示了他非凡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这印证了少年周恩来远大抱负的形成和品德修养的提升是与他在淮安的所见所闻及所学所思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充盈着满满的正能量的地城文化，犹如雨露甘霖滋润着周恩来这棵小树苗的茁壮成长。难能可贵的是，这段时期周恩来对“国家”“民族”要义的认知有所加深，“爱国”“亲民”的情愫也逐渐增加，处于了“朦胧的觉醒阶段”。周恩来从博览群书、与表哥表舅交谈和塾师的教育中看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树立了可贵的正义感和爱国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周恩来的思维中不仅有了“国家”和“民族”的概念，而且还在岁月中逐步的强化和不断地升华，以至于他离开家乡淮安才1年，就在学校的课堂上喊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口号。1952年秋，周恩来在上海会见表姐龚志如时深情地说：“就童年所受教育而论，表舅可算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

在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周恩来的家境和境遇都成了教育、磨砺出小小少年周恩来的各种良好品德和志向，滋生了努力改变现状和命运的强大动力。

周恩来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始终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1914年，周恩来写了一篇题为《一生之计在于勤论》的作文，专门论述勤奋学习的重要性：“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这种“求学贵勤”，周恩来即便是在病重时也没有忘记。1935年8月，红军在四川毛尔盖卓克基一带休整，周恩来生病体温高达39.5度，仅仅能勉强坐在铺上，他仍坚持学习，叫警卫员拿了文件、书报给他看。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4次提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周恩来积极响应号召，并于1960年2月在广东从化召集国务院、书记处等领导人组成读书小组，前后学了20多天的时间，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近27万字通读了一遍，并作了3次系统的发言。周恩来自己曾说过：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但周恩来始终坚持不断学习，达到了许多大知识分子都没有达到的文化高度，一生素以谦逊、儒雅、睿智的周恩来同志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常说：“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时代要求，周恩来同志总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新的挑战，参与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使自己始终同党和人民事业一道前进。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些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誓言。

优良的家风滋养了周恩来的宽广胸襟与家国情怀

家风对人生的影响，因人而异。从周恩来身上，却显示了家风的渊源痕迹。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定了十条家规，这十条家规，从周恩来进北京城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青少年读书时代，就在家中大立镜旁贴着他手书的警句：“面必净、发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正；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天早晚他都要走到大立镜前照一照。

之所以周恩来的品德会如此高尚，除了他从小立志高远、立身严谨外，追根溯源，与周家的祖训密不可分。周家先祖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的子孙们秉承祖先训导，将其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由周氏后人总结出治家报国的《周氏家训》，虽各地字句长短不一，但其基本内容皆为尊先祖祖训，“出污泥而不染”，其中的“规行矩步”“立身厚道”“尊老爱幼”以及“出仕为宦，官清吏瘦；摄职从政，报国为民”等体现了爱莲文化的精髓并教化了历代后人，使后人中为民者“积德、行善、慈爱”；为官者“兴农事、重教化、救良民”。

从周敦颐的《爱莲说》到周氏家训，再到周恩来的十条家规，显而易见，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周敦颐在其千古名篇《爱莲说》中以莲喻“廉”，把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以发扬光大，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官从政者。《周氏家训》教导子孙，人要行善，不贪不义之财。周家的治家格言是：孔子儿孙不知骂，曾子儿孙不曾怒，周家儿孙不知求（求名求利）。要求晚辈们勤俭、奋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刻苦学习、助人为乐，

“诚”“俭”“忍”三字，是《周氏家训》最有意义的地方，也是传承周氏爱莲家风的三要诀。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给童年和少年的周恩来乃至周家后代带来了深刻影响。周恩来继承祖训，不仅将勤俭视为“治躬”（自省）第一要义，治家第一要义，更重要的是将勤俭作为治国的法宝，他的一生可说是执行“勤俭治家，勤俭建国”的楷模。他对亲属，特别是晚辈要求甚严，几乎每次会见亲属都要反复强调勤俭节约。为此，他的“十条家规”，就是希望家人及后人一定要把握好勤俭这个法宝，即使将来以强国站立于世界之林，也不能丢弃勤俭这个法宝，如“出淤泥不染，濯清涟不妖”的莲花，玉洁冰清，仰之弥高。

许多学者对周恩来人生轨迹没有大起大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研究，事实上从周氏家训中对忍的记述就可探究出其中的缘由。抗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时，周恩来接触较多，他这样描述：“我未见过周恩来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定，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的确，忍辱负重，忍中求进，是周恩来作为一个政治家显著的特征之一。周恩来处于中共最高权力峰巅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集体中少有的职位曾高于毛泽东的人。为了民族的利益，他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要忍。这就是周恩来的“忍”，也是《周氏家训》立“忍”字为修身之德、为处家之宜的意义所在。

周恩来继承传统家庭教育德教为先的优良传统，把立德树人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把培养“新中国健全的公民”“社会主义新一代”作为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和最终目的。他反复教育侄辈“个人发展意愿要服从社会需求”，使自己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为社会作出贡献；他常常叮嘱侄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的开拓者”。周恩来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支持和鼓励侄儿周保庆加入人民公社、周国盛当工人、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分别去陕北和内蒙古插队、周尔翠参军；说服大学毕业留京工作的周尔辉回淮安当一名普通教师；阻止内蒙古自治区提拔周秉建当干部，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周恩来在教育后辈立德做人问题上的深思熟虑和博大胸怀！

“水有源树有根”“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周恩来的这两句话形象又贴切地说明了一切思想都有其文化渊源, 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周恩来早期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整个周恩来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石, 没有前者的“源”, 就没有后者的浩瀚之“水”;没有前者的“根”, 也就没有后者的参天之木。并且, 周恩来早期教育思想不仅有“根”, 而且这个“根” 扎得很深;不仅扎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而且扎在人类最科学的优秀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之中, 饱吸着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养分, 形成了不仅有民族特色, 而且更有周恩来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中国伦理学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研究会理事长栾传大先生提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德目：孝敬父母，尊师敬长，团结友爱，立志勤学，自强不息，谦虚礼貌，诚实守信，严己宽人，人贯有耻，见义勇为，整洁健身，求索攻坚，勤劳节俭，见利思义，敬业尽责，清正廉洁，爱国爱民，天下为公。览阅敬爱的周总理一生，无愧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典范和楷模。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觉醒年代》等一大批反映党百年奋斗史的影视作品，将百年前一群先进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投身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峥嵘岁月称之为觉醒年代。周恩来也是出生和生长在那段风雨如磐的年代，由于他的自身努力和多种因素，尽管他恰值少年，但在思想上、学业上等方面均不同凡响、出类拔萃，初步具备了执着奋斗者和时代弄潮儿的特质，并喊出了他初步醒后的最强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以至成为广大中华儿女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读书学习的楷模和永恒而崇高的主题。他少年定初心、立志向、树宏愿，之后为之奋斗终身，这坚强的信念和执着的精神永远是中华儿女特别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典范。

（过向宏淮安市纪委监委第十七纪检监察组原组长、淮安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学术顾问、电影《童年周恩来》策划/编剧）

主要参考文献：

1.韩素音著，《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3.革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南开学校同学录中的周恩来小传》，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期。

4.裴默农著，《人生楷模周恩来》。

5.明.姚广孝《淮安览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