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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是生活的真诚记录者，当很多人被急促的浪潮和氤氲的雾霭裹挟着脚不沾地时，他偏处一隅，用钢笔和键盘记录下那些缓慢、滞重的生活感，每一颗字都带着体温，每一句话都来自肺腑，每一篇散文都有个笨拙但足够真实的“我”和“我们”。
海青写诗，也写散文和小说。我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称其诗歌作品为“真情与经验之歌”，或可解读为：锦瑟无端，弦弦含情；沧海月明，泪为经验。当青春韶华成为可供追忆的溪流时，所有的慨叹就成了溪边的那座老庄廓，所有的记录因之有了撇帚自珍的意味。
毫无疑问，海青是生活的真诚记录者，当很多人被急促的浪潮和氤氲的雾霭裹挟着脚不沾地时，他偏处一隅，用钢笔和键盘记录下那些缓慢、滞重的生活感，每一颗字都带着体温，每一句话都来自肺腑，每一篇散文都有个笨拙但足够真实的“我”和“我们”。《北京印象》《川行记》《十月•远行》《再说兰州》等篇什记写了作者参加工作后的屐旅印痕，海青很早就有“去外面看看”的夙愿，不过那时的他还是个囊中羞涩的学生，如今有了工作和家庭，他更愿和家人一同去感受别处的风景。虽为游记，但海青赋予了它们生活的质感和内在的韵致，读来令人悦目。譬如在写到夫妻二人准备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时，有个细节特别动人：“听旁边的人说，得到六点十三分，我一下叫起苦来，走了很多的路，脚伤复发，特别痛，我跟妻子说要不先撤，改明儿再来，妻子不让，蹲下来给我揉脚背，旁边的人都转过头在看，妻子却显得无所谓。我有些震惊，要知道她平日里很在乎别人的看法，老是骂我没皮没脸，但她在天安门那么多的人群里蹲下来给我揉脚，却那样淡定。”不难想象，在天安门前，有的是成群结队拍照和默默无语游走的人，蹲下身子为丈夫揉脚的属实少见，虽然没有什么镜头记录下这一场景，但在读者眼中，一个蕴含着朴素之爱与率真之情的“文学背影”已经跃然纸上。此时，“我”的感受已然成为“我们”共有的体悟与经验，正如张莉教授在《散文里的“有我”与“忘我”》中所言——好散文的魅力在于写作者能将“我”之所见、所感、所想变成“我们”之所见、所感和所想。当然，如果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在文章中做到既“有我”又“忘我”，进而引起读者长久的跨越时空的共鸣。
可以这样理解，“有我”就有了文章的内里，“忘我”则是打开艺术“开合度”的绝佳途径。散文《活着不易》中对楼媛媛文字及其生活态度的赞赏，《做个读书人》中对木心艺术思维的认同以及对耿朔笔下乌镇的理解，《不如吃茶去》中对周作人、王杰、于娟、薛冰、郑振铎、雷殿生、陆健东等文人雅士的独到评说，无不体现出海青开阔的阅读视野与澄澈的真知灼见。然而这些内容反映出的绝不仅仅是作者喜欢旅游或读书这样简单的情况，出现在海青散文中的人和事大都涉及创作、文论、音乐、绘画、茶艺等多种艺术门类，这一迹象反映出的一个事实是——海青正在打开其“艺术的开合度”，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视野的扩展，海青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才华，在认真生活、阅读和写作的同时，悄然拉伸了其审美与精神维度的“夹角”，使得文学意义上的自己不断丰富和开阔起来，“有我”与“忘我”任意切换，浑然天成。
海青的散文具有强烈的代入感，尽管他在发来电子文稿时告诉我，不必全部看完，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一种莫名的持续力引导着我看完了全部作品——作品中的某些场景、人物和思想的火花，同样存在于我的生命历程当中，这样的阅读，让我有了一种回望自我的机缘与路径。譬如《康杨日记》中，作者对实习经历的记写，真切而疼痛，实诚而无奈，虽然身处校园，然而处处深感无力的“我”只能认真教书，埋头读书，某一个瞬间，“我抬头，看见一缕阳光穿过头顶的白杨树照了下来，地面上是斑驳的光圈，照在积水上的阳光，像是被什么揉碎了似的，溶在水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阅读至此，夹着书本穿过师大附中校园的场景浮现于眼前，那时候的我也跟海青一样年轻，闪闪烁烁的光斑穿过树叶撒落到身上时，我也想象过自己将来可能是一名教师……有了这样的同感，我建议海青将书名调换为《此去经年》，海青愉快地接受了，我想这也是作者和读者“心灵遇见”时的共振与认同。
除了怀有青春理想的象牙塔生活，带有汗水和“血痂”的打工经历也是海青带领读者前往的另一生活现场。《痕迹》《我们的年轻》等篇章描摹了一段铭心的打工时光，那些至今看起来依然令人惊惧的“伤痕岁月”充满了生存的沉重感和尘世的荒谬性，然而正是这样的亲身经历赋予了海青成长印记的深刻。当他经受了风雨的洗礼再次回归心心念念的校园生活后，一种“浮生若梦”的慨叹油然而生：“曾经闹市街头的流浪者，远赴他乡的追梦者，心有不甘的失败者……所有的所有，在我成为一名大学生的那一刻被尘封在了时间的深处，那些成长伤痛和记忆也随之停住。”从此，多变的生活展现出令人暖心的一面，此时的海青已将那些亲身体验转换成了独特的心灵体验，进而成为我们理解作者和复杂世界的一个窗口。譬如：《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中，有关孤独、成熟和生死的讨论；《一生一世》中，对病痛、友谊和陪伴的领悟；《此去经年》中，关于孟浩和林雨馨的“艰难爱情”，林忆莲和李宗盛的“音乐往事”，安意和朴树的“那些花儿”，萧军和萧红的“流寓人生”，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倾城之恋”，包括《平凡人生》中，对辍学女孩雨嫣的牵挂与同情。
海青写诗时可以将那份诗意传递到散文当中，写散文时又能将那种灵动交付于小说，在具体操持过程中，海青再次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他似乎可以将“三体”（诗歌、散文和小说三种文体）打通，但又不妨害各自的艺术要领。收入《此去经年》的小说大都与之前的诗歌散文有着紧密的关联，作品结构相对松散，具有诗化和散文化倾向，塑造的人物大都脱胎于生活现场，而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近乎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叙述语言也带有强烈的抒情性。基于这样的认知，我愿把海青的小说看作是“自叙传抒情小说”，这一创作范式来自上世纪二十年的创造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郁达夫。依稀记得，海青在某篇散文作品中曾流露过对郁达夫小说的欣赏之情，但这并不说明郁达夫的创作影响了海青，事实上，作家的气质类型决定了其作品的整体风貌。海青的性格特质大体跟我类似，有着农村生活经验，喜欢读书写作，性格相对内敛，凡事不挑头也不拖后，典型的粘液质气质类型。这样的作家或诗人表面平淡无奇，内心极其敏感，笔下的文字具有“天然的真实感”和抒情性。我曾尝试着写过几篇小说，自我感觉也带点儿自叙传抒情风格。
散文贵在于“真”，其外延与“实”相关。海青的散文因真挚与朴实的质素得到了读者的共鸣，但他也非常清楚，纷扰的尘世与复杂的人性绝非用“真实”二字概括得了，于是他选择了小说创作。同样反映世态人心、生活理想和美学追寻，小说的表现手法多样，对素材处理的深厚度似乎也在诗歌和散文之上，尤其面对荒诞与虚无、必然与偶然、美与丑、善于恶，甚至是多种要素混融一体的复杂命题时，小说文体是更好的选择。海青面临的生活当然是复杂的，而且这种复杂性过早地表现于其青少年时期——远离故土的决定、对母亲的不舍、对远方的想象与神往、抵达远方后的慌乱与无助……无不构成其复杂经历的内核，直至他再度回到校园，以一名大学生的眼光重新认识生活和文艺，继而以乡镇干部和警察的身份重新进入社会，此时的他已然经历了生活的巨浪和精神的蜕变，文字上也显得成熟起来。
作为一名读者，我更加偏爱海青的小说创作——主题更为繁复，文字更为洗练，依稀保留着那份诗意，对人物命运的理解与描述更具知性，对理想与底线的坚守依旧牢靠。这是一名成熟男子该有的味道，经由文字传递出来时，正好诠释了“文如其人”的真正内核。
刘大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西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出版诗集《雪落林川》《低翔》，文化散文集《凝眸青海道》，获第六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七、八届青海省政府文学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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