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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政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换中，当代中国人的需求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把文化作为衡量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尺度，让文化发展在更高程度上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诗歌早已是慰藉国人心灵的汉字精华。今天，我们已然进入一个空前迅捷、多元、开放的全媒体时代，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几乎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新时代语境下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与媒体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当下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景。就诗歌创作以及诗歌与媒体的融合发展而论，在新时代，它们该有怎样的作为？
一、在新时代，
诗人的使命与传媒的使命是高度契合的
有论者言，文学在我国重大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先声、先行和先锋”的角色。古代如此，近现代亦如是。诗歌是一种不朽的“心灵形式”。诗人是负载着文学使命而前行的探路者。曹丕所说的“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被视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新观念。基于此，诗文通常被视为文人实现兼济天下理想的重要工具。
不仅中国文人有这样的观念和理想，国外文人也对诗文看得很重。在西方，诗人被视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英国诗人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说，“诗歌的见证比新闻更可靠”，“我们往往把它视为人类一场重大转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认为，“不管是个人还是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地发现只有直接经验才能获得的新向度。这也适用于历史向度”。
新时代，诗人的使命是什么？反映时代的精神气象，为时代提供精神激励、价值引领和审美启迪，可能就是诗人的聚焦点和发力点。说到底，文学所能提供给人的是精神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作为当代诗人，应当立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情感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勠力创作出经得起人民评价和时代检验的优秀作品。
在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让主流声音更响亮，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人们注意到，我们所说的“融合”不仅仅是指媒体之间的融合，还包括媒体与整个社会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文以贯道、成风化人”的责任更重了。
由此不难看出，新时代诗人的使命与传媒的使命是高度契合的。也可以说，这是时代的精神内核所决定的。
二、新时代，
诗歌与传媒再度构成共生关系
中国新诗是在现代传播语境中逐渐确立其合法性地位的，现代传媒为新诗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甚至可以说，它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新诗所包孕的现代性、文学性，是受着现代传媒的激荡而生发出来的。故此，新诗成为在现代传媒中生存并受其荫庇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
恩格斯早就说过，“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价值的多元，文化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借助大众传媒迅速崛起，相对稳定的诗歌生态开始逐渐失衡，由此出现了大众疏离新诗，新诗刊物凋零，读者减少，诗歌陷入低迷、边缘化的窘境。这既肇因于新诗与政治文化拉开距离，也反映出新诗思想苍白、情感贫乏的弊病。
走向百年的中国新诗不会也不能就此沉沦。中国新诗的重新提振，再一次受益于传媒的推波助澜。互联网的崛起，极大拓展了诗歌传播的空域，完全改变了诗歌的生成与传播生态，也改变了诗歌的阅读和批评方式。特别是新兴媒体（诗歌传播生态链）的出现，使得读者接触诗歌作品的渠道大大增多，在阅读介质和阅读形式上有了更多的选择，以网络和客户端作为发展契机，纸质媒体上相对沉寂的中国当代诗歌焕发出新的生机，诗歌得以身轻自如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今天，通过网站的“标签”功能，借助平台推送能力，读者能够方便快捷地找到自己喜欢的诗人或者诗歌类型，诗歌作品也能在最短时间内抵达与之“嗅味相投”的读者，这也就是说，相同审美主张的诗人与诗歌爱好者能够迅速聚拢，诗人之间、诗人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更加便捷。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史所未见的情形：愈来愈多的诗人和诗歌读者依赖网络传媒空间甚于依赖真实的现实生活，赛博空间和媒介诗学因之现身，构建媒介时代的文学场的呼声随之而起。
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播成为新诗传播的重要形式。诗歌与图像、音频等媒介之间的共生关系，使诗歌传播走向超时空的深度传播，新诗的生机与活力跃然于世。
诗人普遍认识到，诗歌写作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诗歌要想赢得读者、赢得广泛共识和公信力，断然离不开舆论的支持和良好的传播空间。诗人离不开传媒，这是自古以来的铁律。传媒也需要诗歌——毕竟，诗歌读者也是不可忽视的受众：据了解，当下我国各个阶层的诗写者，已有上千万之众，每天的诗歌产量超过了全唐诗。诗歌的广度、宽度、美度在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冀望通过诗歌找到心灵家园，回归精神原乡。传媒向诗歌延展与融合，既是分众化的需要，也是多元化的选项。
三、新时代，
诗歌与传媒的融合需要加强
一位评论家说过：“诗歌是时代屋顶上伸出的针尖，在第一时刻感受到幽微的变化以及剧烈的颤动。从社会学的层面以及整体性的诗歌发生机制来说，时代构成了一个显豁或潜在的要求。”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方位，必然要求诗歌与传媒的融合发展不断加强和创新。一方面，诗人自己要强化传播意识。学者研究发现，唐代的文学传播主体是文人士子，彼时，上自帝王，下至百姓，无不积极投身诗歌的创作与传播之中，他们具有极强的传播观念，充分认识到诗歌表达思想的引领作用，或为官八方，或平民布衣，无论何种身份，都以各自的方式、途径来传扬自己的才华。正是有了唐代文人积极地举荐人才，以及唐人的自我宣传，唐代的文学传播才显得有声有色。这一点，对当下的我们颇有启示。
另一方面，诗歌组织和刊物要积极与大众和传媒接洽。中国作协主管的《诗刊》社近年多次举办新时代诗歌创作研修班、青春诗会等活动，同时，加大新时代优秀诗歌的传播推广力度，利用新媒体扩大传播范围，积极推进诗歌进校园、社区、公交、高铁与飞机，让诗歌进入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其引领和促动作用，受到诗人和广大诗歌爱好者的首肯。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诗歌的品质。中国新诗已走过百年的发展历程，正处在一个提振、换档期。当今中国新诗的现状，既“多元共生，众声喧哗”，又“其实难副”。每天超过全唐诗的产量，并不能满足人们理想中的审美愉悦。不少人感到，“现在的诗歌缺乏上世纪50年代初、80年代初那种真正契合时代、契合人民感情、绽放诗人灵魂的真正有影响的诗篇”。新时代诗歌美学要在重新审视西方化、精英化、形式化的同时，注入更多的时代元素、大众元素和汉语活力，使中国新诗得以提振和被大众深度认可。
新时代的诗人正在思考和寻找中国新诗的未来方向。诗人李少君说：“新时代将是一个新的美学开疆拓土的时代，可以既保有中国特色本土根底，又具有全球视野和胸怀，这将是一个创造全新美学方式与生活意义的新时代。模范英雄、智能机器、青山绿水都可以成为诗歌书写的对象，‘一带一路’、海洋世纪、航天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举措将放大诗人的想象力，激发新的理想信念，带来新的美学观念和美学形式。”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建构诗歌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是依附性地追随西方的现代主义，也不是退回到过去，而是兼容并蓄，在坚持自己的传统的同时开辟其现代性，以此确立中国新诗的自主的道路。
也有人指出，“当代诗人需要有一种选择的自觉，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积极态度，在否定中肯定，在拒绝中建设”。从传媒看，承认差异、尊重个性的分众传播既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文化的进步。不同的传播主体对不同的传播对象用不同的方法传播不同的信息，这对于诗歌传播而言，既会增进传播的影响力和接受度，也会使传播本身具有更多的诗性柔性，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好地发挥“以文化人”的功用。从国际传播看，诗歌传播是中国话语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更好构建中国诗歌之塔，才能更好地营造中国语境，传递中国经验，展现中国气象、中国精神。
编辑：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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