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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哲学系王月清老师的课是一场密谈。声音小小的。仿佛害怕被隔壁的闲杂人等听见。他宁静的外表本身就很哲学。
他说到“自然”和“无为”，不知怎么就拐到女生的妆饰上，他小声嘀咕了一句，可以“清水出芙蓉”，也可以“驴粪蛋子上挂霜”，不动声色之中传递出他哲学的审美观念，后排的男生压低嗓子一阵哄笑，前排化妆的女生，头都是低下的；他说到“超越表达”，眼皮抬都没抬，并自问自答，母亲和媳妇同时掉下河去，先救谁？当然先救母亲。
被问了无数次的难题，到他这儿根本不是问题，他轻轻一吐，唇边便有莲花绽放。看来哲学真是上帝派向人间的使者，帮着人类解决难题。
他说好作品来自技术，伟大的作品源于情怀。说完这话他停顿了一下，故意留下一段空白让我们思考。人类以自我为圆心，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耐心和爱心。
我把“大脑胶带”向前倒倒，从中提取一点资料出来。美国作家米歇尔的《飘》，女主人公斯佳丽一次又一次回到塔拉庄园，回到那块生她养她的红土地，去找寻生存下去的勇气，或者舔舐内心深处的伤痛。其实说白了不是斯佳丽爱这块红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绵绵不绝的棉花，而是米歇尔对土地深沉的爱，借斯佳丽的口传递出来。
我在阳台上养了各种各养名贵的花，都只是艳极一时，最后萎谢，我不得不把她们移到楼下的花园里，重又把她们交还给土地；我还养过许多小动物，比如金鱼、乌龟，开始欢实，接下来也变得蔫蔫，我只能悄悄地找一条河流放生。
大地乃万物之母，值得所有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后继地去爱她。
《安娜·卡列尼娜》中也散发着对土地深沉的爱。文中有大篇幅的小地主列文和农民一起割草的描写。列文热爱土地、热爱劳动。托尔斯泰对土地博大而深沉的爱通过列文这个角色输送出来。列文是活在作品中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行走在世间的列文。当基蒂和安娜同时爱上渥伦斯基时，他把艳丽、肉欲的安娜配给渥伦斯基，而把纯洁善良的基蒂许给小地主列文。托尔斯泰甚至把对土地的爱转嫁至对列文的偏爱。
这些世界级的大师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字“爱”，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的就不一定全是“爱”。尽管他们表现出无限的耐心，在写作过程把这些主人公塑造成美丽的、高贵的、热爱自由的、忧伤的、挣扎的、摇摆的，可最后给这些主人公安排的结尾，还是某种深刻的揭示，大师对他们也未必全是“爱”吧。
《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飘》分别写了三个不同国别的已婚女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者的性别问题？前两个是男人写女人，他们宣扬女性的忠贞，如果不，只能去死，而且死得很惨。米歇尔是女性写女性，下手没那么狠，其笔下斯佳丽的操守，还不如安娜和爱玛，她在少女时代就爱上了艾希礼，心中带着这个男人连嫁三次，可她过得越来越好。
我喜欢用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来揣摩这个社会的包容和文明的程度。
有时我私下里会想，女性的操守和女性的工作能力、善良本性、聪明程度有因果联系吗？
当然作为女人，自己对自己的态度，才是最后决定一个女人到底能走多远的关键因素。一个人，心有多大，路就有多长。因为一个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自己的内心。
安娜在日日面对卡列宁的追名逐利的麻木中不可以出走。因为她再怎么出走，仍旧是在爱情的漩涡里挣扎。她摇摆、矛盾，无非是想要爱情，从一个男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男人身上，这种缠绕式的爱情，经不起时间考验，换人换时代都于事无补；爱玛更糟糕，她嫁给懦弱无能的包法利，不能有想法，她只能一天天地熬下去，她在内心深处就知道在男人堆里打滚，她想握住的是根本握不住的东西。女人能握得住男人？用美貌取悦？用礼物笼络？听到这样幼稚的问话，上帝都笑了。一个人永远无法把握另一个人。一个人只有不停地改变和调试自己才能生存下去。可她像一条鱼，一天到晚在瘤毒很深的社会里上蹿下跳，她的悲剧是必然的。
《飘》中的斯佳丽跟她们不一样。她的道德和贞洁观念是有弹性的。她从不掩饰自己的心，并带着实用主义的心理去谈恋爱。
她因为虚荣嫁给查理，她因为生存夺走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她嫁给白瑞德也是因为钱，她甚至用母亲爱伦小姐的窗帘布做裙子参加舞会，她头脑冷静，目标明确：保住地位，养活家人，过上优渥而又体面的生活。爱情和男人从来不是她生命的全部。她不仅了解自己，更懂男人。
拜伦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女人的爱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
男人的爱情观和女人的爱情观没有对错和优劣之分，只有谁更适合长远的发展。天长地久的爱情很少有，很多时候，把两个人捆在一起过上几十年的，不是爱情，而是责任。那么女性如何在爱情观上与男人保持格调一致，步调相同？爱，就深爱；不爱，掉头就走。在这个尘世中除了爱情，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还有很多人等着你去爱，也有很多人等着来爱你。你遇到的这一个一定不是最好的，一定还有更好的。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向书中人物请教一下，当卡列宁知道安娜不爱他，爱上渥伦斯基时，书中有一大段卡列宁的心理描写，“犯错误的是她，又不是我，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当下要做的事就是如何保全自己的名誉，并让处理公务不受影响。”你瞧，这就是男性思维，他没有爱情了，但他不会去卧轨，更不会服毒。他和斯佳丽一样相信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有无限可能等着自己。
托尔斯泰和福楼拜写作时将自己放到社会当中，用置身事外的视角来写作，他们的杀伐决断显得游刃有余、毫不留情；米歇尔写作时把自己放到作品当中，与主人翁同命运共呼吸。她处理细节时悲悯而怜爱，她爱这个角色，仿佛自己爱自己。她打通了由自己到他人的通道。
是的，不管你对这个世界爱还是不爱，只要你大声喊出来，就是情怀的真实流露。（晁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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